近来，我集团甘甜老师聚焦于主流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在行政管理和政策过程等领域取得重要成果。与此同时，甘甜老师聚焦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围绕案例研究方法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受邀参加《政治学人》以“行政学研究的案例呈现”为主题的圆桌研讨，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并获得多家学术公众号转发。

甘甜 | 3044am永利集团3044noc助理教授

[1]甘甜,赵芸.分阶式纵向干预：上级政府在平台化协作演化中的动态机制——A省电诈治理的个案考察[J].江苏社会科学,2025,(02):93-103.

平台化协作凭借数字技术优势，成为应对复杂社会问题的重要治理模式，并在不断演化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在这一过程中，纵向干预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通过促进不同层级和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提高治理效能。然而，既有研究多集中关注纵向干预在平台化协作启动阶段的作用，忽视了其在协作演化不同阶段的策略变化。为此，通过对A省反诈一体化平台的纵向个案分析，提炼出“分阶式纵向干预”的理论概念，以阐明上级政府在平台化协作演化中的动态适应性和作用机制。首先，纵向干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基于协作阶段和治理情境的变化而调整；其次，平台化协作前期、中期和后期面临的问题也不同，纵向干预策略从政策引导和资源配置转向高层协调和技术整合再转向法律保障和绩效考核；最后，分阶式纵向干预由平台化协作演化所需的治理情境形塑，表明纵向干预不仅是单向“权力—执行”过程，更是协作平台与上级政府“反馈—回应”的双向过程。上述发现为理解技术驱动下的协作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也为上级政府在不同阶段有效推动平台化协作提供了政策启示。

[2]甘甜.超越“归纳偏见”:案例研究的多元呈现逻辑[J].岳麓公共治理,2025,4(01):62-78.

案例研究长期受“归纳偏见”困扰，被简化为理论建构工具，忽视其检验、修正和迁移功能。本文旨在突破这种偏见，探索案例研究中演绎与归纳逻辑的互动关系。通过梳理演绎与归纳逻辑的哲学分野，揭示案例研究多元呈现逻辑的肇因。在深入分析纯演绎式、纯归纳式、演绎-归纳式和归纳-演绎式四类研究的呈现逻辑后，提炼出案例研究呈现逻辑的“学科传统-理论成熟度-研究目标-案例特性”四维决策框架。研究表明：案例研究既可依托演绎逻辑验证理论，亦能通过归纳逻辑建构理论，更可借助混合逻辑实现理论修正与迁移，其逻辑选择受上述四维要素动态制约。突破归纳偏见、拥抱逻辑弹性，是释放案例研究潜力、回应复杂社会问题的关键。本文为跨学科案例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整合路径，并呼吁学界重视“问题驱动”而非“方法驱动”的研究范式。

[3]满小欧,薛增鑫,甘甜.因何而异：层级治理体系下政策再生产的策略逻辑——基于G省数字政府建设的纵向多案例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25,22(02):75-87+171-172.

政策再生产作为层级治理体系下政策传递的关键机制，不仅是政策目标有效执行的重要保障，更是对政策议题的精准回应与政策方案的理性补充。尽管已有研究从整体视角揭示了政策再生产的过程与逻辑，却无法回答地方政府缘何会呈现差异化政策再生产样态与策略选择这一治理现实问题。研究引入政策学习的理论视角，从“理念认知性学习”和“工具调适性学习”两个维度分析了政策再生产的生成过程与策略类型（行政转包型、认知建构型、工具兼容型和全域创制型），并通过G省数字政府建设纵向多案例的比较，总结建构出“情境结构—行为逻辑—政策学习”的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了地方政府政策再生产策略选择的驱动逻辑。研究旨在深刻把握我国地方政府在层级治理中政策再生产的能动过程，挖掘自主性再生产背后的结构因素与过程因素，推动这一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理论拓展与现实对话。

[4]甘甜,王盈盈.情景剧式说服：基层执法的策略组合与生效逻辑[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5,14(01):88-107.

基层执法人员如何采取策略来应对执法的冲突性和不确定性是关注的焦点，但是已有研究多从权力、行为和情境展开分析，较少揭示被执法者从抵抗到遵从的心理变化机制。论文从心理学视角出发，基于Hovland的说服理论，对X市Y街道城管说服占道商贩的场景、行为、话语等策略开展参与式观察，进而提出了基层执法的“情景剧式说服”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基层执法者在街头执法时，会通过角色扮演、台词交替、场景切换等方式对被执法者进行说服；被执法者从抵抗转变为遵从的态度，是由于信息学习、相符机制、情感迁移和反驳机制的相继作用。这一心理转变机制在街头开放场域中社会弱势群体的行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反映出在“短时期爆发对抗”和“彼此知情”情境中，基层执法人员通过经验积累而形成的耐心资本。同时，它打破了基层执法人员内部“铁板一块”的均质假定，揭示了在岗位(服务或监管)、性别(男或女)、职务(高或低)、场景(新或老)等方面的差异。研究结论反映了基层执法人员在执法行为策略及组合上的自由裁量动机应变过程，并为提高基层执法效果提供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心理参照样本。